对话高达伦：博物馆要“因藏而立” 让未展出的藏品向公众开放 – 新京报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中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发展迅速。从19世纪末至今，我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有7000多家。高达伦现任山西大学考古博物馆系主任，活跃在文化保护的第一线。他曾担任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所长，亲身经历了中国博物馆几十年来的发展。 20多年前，高大伦发表了一篇题为《博物馆仓库与百货仓库》的文章，指出博物馆管理中存在的三大问题：家族资产不清晰、藏品信息记录不清晰、流转手续不清晰。 “如果整个博物馆仓库都能达到法力值的话“百货仓库的管理水平尽快提高，对博物馆和文化产业来说都是一大幸事。”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高大伦。他认为，一些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管理问题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条件下考虑。在公众监督和自主创新中，中国博物馆寻求更安全、更透明的保护方式。对于近年来我国的博物馆管理体制，他积极回应：“越来越好，未来会更好。”12月19日，山西大学考古与博物馆系主任高大伦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博物馆要定期盘点藏品，确保“流通”。新京报：为什么在20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博物馆仓库和百货仓库仓库进行比较？ 高大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物仓库和银行金库、金融仓库一样重要。文中，我以百货公司仓库为例，里面存放着上千件物品，包括缝纫工具、鞋帽、玩具、电子产品等，都摆放在货架上，在管理员的监管下，有序存取。这种仓库管理制度值得学习，进出货物时，需要填写一份由代表签署并经相应部门批准的收据。此外，所有货物的移动必须记录在详细的日记帐中。清查必须按照制度进行，清查结果必须如实报告。新京报：为什么库存项目如此重要？高大伦：博物馆的管理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两人都指出了对藏品进行编目的重要性。一方面，当考古学家董恩正1984年被任命为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煞费苦心地对室内和室外的藏品进行编目。另一个因素是，2002年，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新淼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在上任后不久提出了《故宫博物院2004年至2010年藏品清理工作方案》。在我国博物馆业发展的初期，大多数博物馆还没有制定定期盘点的规范做法。他们将藏品存放在仓库中，也没有建立制度化的管理流程。这些问题是博物馆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基础管理的“债务”太多，无法正常履行职能，这也是后来的缺陷越来越明显的原因。为此，我们认为文化财产存放的管理必须更加精细，要有责任制度。必须对藏品的所有部分建立完整的档案，所有的移走和放置都必须可追溯，所有管理员必须对其任职期间藏品的状态负责。只有建立权责明确、流程封闭、记录可追溯的管理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财产“在家，不断流通”。允许查看有价值的收藏严格把关，文物安全是一个动态博弈。新京报：您形容精细化管理有哪些方面？高大伦：以前，博物馆藏品的记录很简短。有很多。以贵重物品、贵金属为例，除了产地、尺寸、装饰等基本信息外，是否还需要记录其准确重量？需要测量它的体积和体积吗？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实际上非常重要。想象一下，如果一件疑似仿冒的馆藏文物进入文物市场，这些详细、准确的原始记录将成为鉴定真伪的重要科学依据，为该文物的身份提供不可动摇的证据。当我担任四川省博物馆代理馆长时，我们需要展示我们收藏的金块。保护主任对此非常谨慎。他很严肃我们。他在取出金器之前先称了一下它们的重量。称重后，他将秤密封。当金器归还给他时，他用原来的秤称了一下。前后保持标准表明你在工作中的谨慎和胜任。访问和观看权必须受到严格控制，特别是对于有价值的藏品。即使是管理员或者存储部门的负责人也无法随意查看。此类藏品的定期检查、维护甚至开箱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必须经过部门负责人、负责领导甚至馆长的逐步批准后才能进行。这不是无谓的麻烦，而是必要的、严格的制度保障。此外，如果一件具有较高历史或艺术价值的名品在鉴定或维护过程中出现困难，甚至连策展人也难以做出决定。应启动报告程序，及时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进行专业报告和咨询。遵循这样的程序，明确权限，对重大决策层层审慎审核，是博物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转变的具体体现。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最严格的制度保障国宝的安全和可持续管理。新京报：您对博物馆藏品文物被损毁、被盗的情况有何看法？高大伦：首先我要明确的是：我认为任何博物馆的藏品文物都有可能遭到损坏或丢失。一旦文物成为收藏品的一部分，就无法保证它们完全“安全”。不是这个意思。当文化财产损坏或丢失，要冷静分析造成的原因。是行政失职、制度漏洞还是外部无能？耐力？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避免这种结果尤为重要。我们必须正视文化财产安全是一个动态博弈的现实。有句成语说：“路高一尺，魔高一尺”。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犯罪分子也可能找到更复杂的方法来破坏博物馆保护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财产安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并不能以博物馆的主观意愿完全消除。反思今年大英博物馆发生的失窃事件，我们想强调的是，博物馆不仅要建立和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更要保持不断更新的防范意识。安全技术迭代升级。确保文化财产的安全尚无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不断学习、完善机制，才能动态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理想的捐赠机制是在捐赠者意愿与博物馆专业自主权之间取得平衡。新京报：现在博物馆还需要大量收藏吗？高大伦：这是博物馆发展的根本问题。如果博物馆想要围绕特定类型的文物举办专题展览，展品的质量将直接取决于藏品的广度和深度。例如，从拥有20000件同类型物品的仓库中挑选200件陈列品，无疑比从只有2000件物品的仓库中挑选相同数量的陈列品更具代表性，也更具有学术性。为此，我专门开设了一门实践课程，名为《聚》。并教导学生走出校园，亲自参与收集活动。这不仅是为了培养主动发现和系统收藏藏品的专业意识，也是为了强化“实用”的田野研究技能。在实践中，学生学习如何与藏家进行有效沟通，了解收藏体系，了解藏品背后的故事，并关注这些藏品是如何被研究、展示和使用的。同时，课程还延伸到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在提议捐赠时如何​​正确沟通和理解收藏家的期望和条件。藏品一旦被收集起来，如何通过研究、解读和展示，真正将其融入博物馆的历史和使命中。新京报：捐赠者向博物馆捐赠藏品时一般有哪些要求？高大伦：捐献收藏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在某些情况下，博物馆可能有兴趣收藏收藏家，通过借用物品建立联系并鼓励收藏家捐赠。有时，收藏家会主动前来捐款。他们可能认识到藏品的重要性，并认为如果将其放置在博物馆中可以得到更好的保存。在其他情况下，收藏家的后代希望扔掉藏品并将其捐赠给博物馆。捐赠者和博物馆在捐赠时是否签署附加条款和条件完全由双方当时决定。有些捐赠者可能会要求为捐赠的藏品建立博物馆或特别展览。一些捐赠者强调，捐赠的藏品应该长期或短期地展出。一些博物馆可能要求捐赠的藏品在标签上显示捐赠者信息和藏品的来源。有时他们不提及任何条件，一切都交给博物馆。捐赠者对博物馆藏品管理有特殊要求的，可以在捐赠时注明。捐赠不仅仅是藏品的实物转让。理想的捐赠机制应该在尊重捐赠者意愿和保护博物馆专业自主权之间取得平衡。双方必须有明确的协议、持续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博物馆应该更注重展览而不是收藏。新京报：博物馆应该如何处理展览与收藏的关系？高大伦：博物馆展览和收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捐赠者捐赠给博物馆的藏品不一定会成为展品。博物馆有责任向公众展示历史，同时也有责任保护历史。一旦集合包含在集合中，它的外部展示取决于许多实际因素，包括展览空间的限制、文物本身的保存状况、社会兴趣的周期性爆发点以及​​不同时期对藏品价值和重要性的不同解释。目前，我国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陈列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系统组织和藏品深层次价值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几年前，我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国际博物馆日主要活动。当时很多同事关注的是当年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数量和规模。我演讲的题目是“藏品是博物馆的源泉”。力量。因此，在博物馆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不仅要关注展厅内有限的展览，更要关注藏品、研究藏品、盘活藏品。让仓库里的藏品真正散发出生命力。在教学过程中，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很多学生参观博物馆后，他们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展览本身的外观上。我非常关注他们。作为考古和博物馆领域的学生，你的职业视野必须超越展厅的范围，积极探索整个博物馆生态系统。前任导演是谁？你们的收款政策和特点是什么？藏品的总规模和构成是多少？重要藏品的起源、发行经历和文化含义是什么？只有系统地了解博物馆藏品体系，才能真正理解museum.eo的根基和灵魂。高大伦：展示する际な背景情报を无视していること那就意味着有很多。很多展览在展示文化财产时，只介绍名称、年代、目的等基本信息，但没有说明挖掘的起源，例如它是从哪个考古设施中挖掘出来的，是从哪个遗址中挖掘出来的，以及它是何时以及如何存放的。请在展品说明中注明“XXX考古研究所发掘”或“XXX考古项目搬迁”。 ，既尊重专业考古单位的工作，又弘扬考古成果。考古学家经过艰苦的发掘、仔细的分类、系统的研究，让文物回归世间。这些努力需要通过展览等方式广泛宣传。同样，就文物而言，博物馆应主动在展品中展示捐赠者信息。无论是个人收藏家、公共基金会、发现者还是文化财产的后代，他们的慷慨捐赠和负责任的传承都值得被记录和赞赏。啊，简洁而庄严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捐赠者善行的表彰，也体现了博物馆的感恩文化和组织规范。这个看似琐碎的工作，实际上体现了博物馆的专业态度和公共责任感。要实现信息的透明化和展品的标准化，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人力。馆长对博物馆的真实性负最终责任。新京报：在博物馆管理体系建设中，策展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高大伦：有人指出，现代博物馆馆长需要专家、教育者和管理者，三者缺一不可。作为对博物馆信誉负有最终责任的人，我们认为馆长必须具有政治能力和诚信。博物馆是公益性设施。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有必要逐步公开所收集的信息和管理流程。公众监督。对于不可避免的历史问题，继任馆长应系统梳理，逐步纠正初期藏品记载不全、归属不清、管理空白等问题。馆长也是捐赠和收藏规则的守护者，必须规范收藏程序，平衡捐赠者的意愿与博物馆的学术独立性，避免因偏袒或利益而损害专业判断。关于文物的真伪、所有权和处置问题，为了维护机构的声誉，策展人必须以专业、敏感和公开的方式回应争议。此外，我们想强调我们对收藏的关注。策展人应以“立藏”而非“立展”为目标，通过数字化、专题工作室、专题展览等方式，将未出版的藏品推向世界。 新京报记者 张健林 编辑 刘明engjie 校对员 李丽君